人物 | 章明：原得始终，作而新之

章明 ZHANG Ming

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总建筑师，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和世界建筑节WAF年度大奖获得者，同济大学教授、博导，同济设计集团原作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改造和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学术部主任等职；致力于城市有机更新和既有建筑及建成环境的改造再利用以及文教类建筑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研究，曾获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全球华人青年建筑师奖；2018 年荣获“上海市杰出中青年建筑师”及“上海市勘察设计之星”称号。

采访：《建筑实践》编辑部

访谈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0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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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城市滨水空间的转型与更新近年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您领导的原作设计工作室在上海黄浦江两岸有诸多引人瞩目的实践成果，能否谈谈您关注滨水公共空间设计的出发点和兴趣来源？

章明：1998—1999年，我去法国访学期间，曾考察了10多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当时感触最深的是，欧洲的这些城市经历长期发展后，是“在城市上建造城市”，他们注重文脉传承，所以城市就像一个历史的积层，丰富而多样。而当时国内还处在简单的、拆旧建新的旧城改造模式中，尚没有城市有机更新这样的理念。

欧洲的经历让我坚定了回国之后的一个主攻方向，就是既有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回国最早参与的一个项目就是新天地的“屋里厢博物馆”，从那之后，我们就开始持续性地关注这个领域。2008年我们接手了南市发电厂的改造，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是在世博会这样一个宏大事件下，对工业遗产再利用的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思考。再后来，我们也逐步涉足一些优秀历史建筑相关的修缮和改扩建工程，如严同春宅（解放日报社）、复旦大学相辉堂等，进一步探索新老建筑结合的方法。

经过多年对既有建筑再利用的实践总结与研究积累，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从建筑单体转移到建成环境中来。建成环境是一个多要素的系统，需要打破专业壁垒，将城市设计、建筑、景观、市政、水工甚至艺术设计等要素整合为一个系统来考虑。

对于依水而建的城市来说，滨水空间是城市建成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在整个公共空间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品质紧密相关。从工业城市到后工业城市、从生产型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大量滨水工业遗产亟待新一轮转型。怎样“还江于民”，使建筑遗产能够真正融入当代生活、传承历史、彰显文化，提升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品质，是滨水空间设计的重点，也是原作设计工作室多年来致力于城市有机更新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

范曾艺术馆三层屋顶合院 © 姚力

AP：您长期生活、教学、实践在上海，对于上海滨江空间的发展有何评价？

章明：上海2017—2035年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要打造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我觉得，当前上海对标纽约、东京、巴黎这样的全球卓越城市时，主要缺乏的就是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对现在的上海来说，经济条件可能不再是最紧迫的问题，提高公共空间的品质才是进一步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关键要素。

我在巴黎的时候喜欢步行，因为地铁很发达，不需要开车，下了公共交通，人就可以自由地游走。中国的城市还很难做到这点。我相信，上海打造全球卓越城市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努力提升公共空间品质。早在2002年，上海市政府就提出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规划，到2017年底实现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段公共空间的45km岸线贯通，历时15年，得之不易。

我一直讲，滨江贯通工程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它对于上海整个城市公共空间格局的改变贡献巨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不是简单地获取商业回报，而是用以打造普惠于民的公共空间。这体现了城市的进步，也反映了城市治理及精细化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杨浦滨江公共示范段 © 章勇

杨浦滨江景观 © 章勇

AP：原作设计工作室在前几年完成了范曾艺术馆、咸阳市民文化活动中心等屡获奖项的佳作。您为何会主动将工作重心从单体建筑设计转移到城市建成环境上来？这种变化与我国的城市发展趋势有关联吗？

章明：我认为我们需要正视建筑的社会属性。回想早期我们做的设计，有时可能真的是用力过猛。其实我越来越觉得，设计应该让人们在置身其中时感到自然而非刻意。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做了大大小小不少的项目，大到数十万平方米的超大型文化综合体，小到几十平方米的实验性教学空间和景观小品，如何能把建筑与城市、建筑与环境、建筑与人的生活糅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很自然地开始关注到建成环境——因为它包含了更多的要素，涉及更多的使用者，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顺势而为”。我们深度参与了世博会、滨江贯通等重大事件，顺应城市重大发展战略，躬身入局，对建筑实践来说非常重要。当然，我们总希望我们的设计和创新探索能超前半步。之所以强调“半步”，是因为如果像艺术家那样太过超前，就有可能会有脱离社会之危险。但如果毫无超前意识，又会陷入平庸。

咸阳市市民文化中心的空间叙事

咸阳市市民文化中心 © 姚力

AP：当建筑师介入到建成环境的整体设计，势必将面临更加复杂的项目条件和更加频繁的多专业协调配合。您主导了杨浦滨江示范段的设计，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些经验？

章明：我认为建筑师在其中的价值体现，恰恰是一种综合、平衡的思维，也就是说他要担当一个协调者的角色，使团队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念。我们是在2015年夏天开始介入杨浦滨江项目的，当时滨江示范段其实已经开工了。因为2016年6月份必须完成贯通。由于设计与施工几乎同时展开，场地上几乎每一处特征物的留存都面临巨大的阻力与时间压力，有些特征物几乎是在拆除的前一刻被“抢救”式地保留下来。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在于价值观的重构——设计应打破模式化，并保有在地性和场所精神。于是我们提出了要以工业传承为核，打造历史感、生活化、生态性和智慧型的滨江公共空间，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5.5km不间断的工业博览带。

作为整个杨浦滨江南段的总设计师团队，我们将一个雄心勃勃的构想分解在每一处挖掘和设计中，消化于江边的每块碎石和每株草木里。这种宏大与细微并存的思考方式促成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场所，成就了锚固于场所的物质留存与游离于场所的诗意呈现。回首既往，从最初公共空间示范段的艰难尝试，到5.5km总体概念方案的一气呵成，再到2.8km公共空间的全新亮相，直至5.5km公共空间开放在即；从对工业遗存全面的甄别、保留与改造，到现代技术与材料的探索、再到水岸生态系统的修复、基础设施的复合化利用与景观化提升，杨浦滨江正是通过公共空间的复兴，将工业区原有的特色空间和场所特质重新融入到城市日常生活之中，使之从人们记忆中的“大杨浦”印象中蜕变而出，迎来新的身份认同。

杨浦滨江工业带 © 章勇

杨浦滨江生态设计 © 王远

我们认为杨浦滨江示范段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先，示范段的开放真正做到了“还江于民”，改变了曾经“临江不见江”的城市空间结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黄浦江的杨浦滨江区域逐渐聚集了大量的工厂，沿江边形成宽窄不一、条带状的独立用地与特殊的城市肌理，同时也把黄浦江同城市生活空间之间建起了一道“隔离墙”，以至于大多数当地人都已经忘却了这片资源丰沛的滨江岸线。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工厂陆续迁出，滨江空间迎来了更新发展的重大转机。在具有百年工业背景的历史区域开辟出与城市生活密切相连的滨水公共空间，是这个项目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其次，示范段对场地上工业遗存的抢救性保留、对各厂区历史故事的挖掘，振兴了工业文化遗产，使其重新融入城市日常生活。我们将江边近百年的工业历程连通实体空间一同归还市民，让工业文明的记忆以具有时间厚度和空间深度的城市景观的方式丰富城市文化和融入城市生活。设计改变了人们对于工业遗存的旧有观念，项目的落成让以往被忽视、被拆除的工业遗存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

再次，示范段的建设激发了城市更新，改善了城市公共服务、修复了城市生态、促进了周边区域发展产业升级。公共空间建设使得工业遗产焕发生机，随着城市生态的修复和城市更新的进行，公共服务也得到大幅度提升，杨浦滨江地区的产业形态也在悄然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办公商业在逐渐生长，住区在逐步升级，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和机遇。

最后，也是示范段最具社会意义的方面，在于它是滨江公共空间转型的先行者与示范者，为后续工程提供了借鉴价值。杨浦滨江示范段于2016年7月正式对公众开放，整个黄浦江两岸45km以慢行系统贯通为基本要求的贯通工程随即展开。在流线整合、可达性提升以及城市文化传承等方面，杨浦滨江示范段对于其他各区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同时，对于全中国范围内的大量产业转型期的滨水工业遗地，杨浦滨江示范段在城市更新方面所作的探索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

绿之丘滨江鸟瞰 © 章勇

AP：这个项目在专业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段时间总书记来到杨浦滨江考察更是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对于建筑师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成就。接下来，我想再进一步聊聊关于建筑本体的话题，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近期完成的“绿之丘”项目的设计过程？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建筑师对于空间、形式的执念会一直都在吧。

章明：是的，我们当然希望作品能够产生类型学上的贡献。绿之丘是整个滨江段中我们认为有一定实验性的建筑，是对中国建筑界长期讨论的城市性、公共性的深度挖掘。它原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在滨江地区原本的规划中，安浦路从它下方横穿而过，原本面临着拆除的命运。当时我们就提出来，这种老的厂房在滨水空间中曾经有过它的地位，是不是可以保留，通过改造重新利用。 

后来我们就提出来一个“回应体系”：第一是对周边环境的回应，第二是对历史和记忆的回应，第三就是对人的行为的回应。因为建筑的骨架还在，结构体系良好，拆除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利用了它的骨架，重新赋予新的内容。

改造后它成为一个“绿丘”，既是一座桥，又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公园。我们在城市设计层面关注了视线的价值，把建筑沿着陆家嘴方向进行斜切削减，形成了层层叠叠的公共平台，为观看对岸的陆家嘴CBD景观提供了非常好的视野。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分层绿化和垂直绿化，从实体来看，建筑成为了拟态的绿丘。我们在滨江末端处加了几级平台和踏步，消解了高差，消除了建筑垂直面对人的压迫感。人们会感到这个立体空间很连续，自然地被触发了身体移动的欲望。

其实这个房子在原本的计划中是要拆除的，但我们在设计过程中的思考是，它能不能回应滨水空间、回应周边的城市环境？把一个封闭的建筑彻底打开，适应新的环境，回应新的功能、需求和行为，这就是一种回应体系。

绿之丘建筑主入口 © 章勇

绿之丘楼梯入口 © 章勇

AP：我们注意到绿之丘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用户的自发传播，您如何看待“网红建筑”这样的评价？这会影响到对于设计作品的学术评判吗？

章明：我想，现在很多的网红建筑主要是靠一个局部的、刻意营造的卖点或者噱头来吸引大众。但我们在设计时其实没有预设这座建筑会取得什么样的大众传播效果。我们还是坚持一贯的设计理解，结合城市设计的整体视野去做。回应本次空间艺术季“相遇”的主题，我们还希望这座建筑能够促进人的移动和行为，为人们创造相遇的机会。所以绿之丘造好以后，我们发现年轻人都很喜欢去拍照，这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其实我不排斥网红，因为在今天这样的新媒体时代下，学术与大众这两种传播力可能都是需要的，而且二者是可以互动的。我之前讲，在中国要做出好作品是不容易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创作的土壤贫瘠，苗本身并不差。建筑是社会化的产品，那么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不是能支撑它，这个很重要。所以，通过一些更好的方式把我们专业的知识和价值观传播出去，对创作环境的进步与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

绿之丘·错落的户外平台 © 章勇

AP：也就是说，最初的创作动机很重要，需要警惕那种短视的、单纯迎合某种简单审美取向的设计。

章明：对。所以在我们的创作中，希望建筑是由场地、需求、行为“自发生成”的。再拿我们完成的另一个滨水空间实践白莲泾M2游船码头为例，这个设计有两个关键性的出发点：其一是在东西方向上，衔接两侧的城市公园，与城市滨江景观体系编织在一起，承担滨水公共休憩空间的功能；其二是在南北方向上，打开面江的景观视线，从城市腹地快速下到江边码头，共享亲水氛围。那具体是如何生成的呢？设计采用“覆土连拱”的形式，利用拱的高度为下层候船大厅提供足够的净高，利用拱与拱之间的缝隙作为上层城市景观休憩通道的花池，压低建筑层高，为后方的建筑打开沿江视线。同时，在均质的网格里嵌入了三个庭院，将自然光引入室内，创造上下两层间的互动。结构上，以“铰接屈曲约束支撑框架+混凝土壳体”为结构体系，完成了薄壳拱结构体系的当代化，并使用了与之匹配的拉杆、梭柱和支撑，最终形成了轻盈而通透的空间效果。

M2码头悬挑 © 章勇

拱、梭柱与钢索形成的空间 © 章勇

M2码头夜景 © 章勇

AP：如果我们历时性地比较原作工作室近二十年完成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定式和手法似乎越来越少，而设计状态和最终结果的呈现更加放松、多元。您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章明：我们早年做设计时，往往会是一种充分预设的状态——建筑师可能都容易这样——因为他需要输出自己的设计理念，让社会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一拿到场地，可能他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形象了，然后就以他熟知的专业知识去塑造形式和空间。那么在这种预设状态下，大家可能很容易感受到手法或是某种借鉴。大概到了2015年，我们逐渐开始主动放弃这种预设，同时也不认为该有一种特别明确的风格来定义自身，这里我可能还需要谈谈对我影响很大的三位导师。

我的硕士、博士导师郑时龄院士无疑是对我个人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人，郑院士的专业关注往往超越建筑单体，拓展到城市、公共空间领域。这深刻影响了我的建筑观，使我能够以更广的视野审视建筑创作，关注跨专业的整合，从而发展出“关系的建筑学”这一设计理论，即建筑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它的生成不局限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与相邻建筑、与人的行为、与城市环境所构成的整体关系。

其次是安藤忠雄，1993年我曾去日本短期研修，访问了安藤工作室，并陆续参观了安藤位于大阪、东京、奈良等多地的作品。安藤忠雄对材料的精细化运用、对材料结构与装饰特性的把握、对光与形式的捕捉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修复等，都对刚刚从事建筑实践的我产生了深远影响。安藤让我意识到建筑师的力量，可能就是从那时起，我逐步萌生了做自己的设计工作室的想法。

第三位则是保罗·安德鲁。1998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进入法国机场公司（ADP）国际设计部，师从安德鲁。他不仅以机场等大跨建筑闻名于世，对大型文化建筑同样有探索热情。我深深有感于他开放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年轻建筑师的鼓励和引导。每当看到负重而行却又不失优雅的他，总有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职业紧迫感。法国之行，对于我而言，最大的收益在于找到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参照体系。在不断的对比之中，一个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开始显现出来。

三位导师的言传身教，使我在喧嚣纷乱的现实环境中拥有更从容平和的心境，也拥有更稳定持续的价值取向。

M2码头圆窗洞 © 章勇

AP：放弃预设，可能同时意味着放弃建筑师个体的形式语言，并以一种相对谦虚的设计态度介入到建成环境中。我很好奇，这是否会使您的工作室与其他设计机构间的差异变得模糊？要如何保持工作室的性格特质和独立思考？

章明：尽管我们是作为同济设计集团的工作室存在，但我始终认为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原作”这个名字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希望自己做原创作品的决心。当然，这也跟形势有关，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型设计院大多已经成为了外国设计师的配合设计单位，中国未来的建筑原创发展堪忧。

但是我们也需要正视建筑的社会化属性，好的作品一定也需要依靠优秀的各工种团队合作完成。在这个方面，同济设计集团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总结下来，其实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实践层面，我们与技术团队目标一致，紧密合作；而在思想层面，则要一直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以高校教师的身份创建了这个工作室，更多是希望将实践与研究相结合，这可能与其他类型设计单位有着本质区别。我们一直维持原创性、探索性、产学研一体化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们并不区分项目大小——哪怕很小一个项目，我们都愿意接，只要它具有研究价值。我想这既是我们的优势，也是使命所在——持续性地做具有原创性、探索性和学术价值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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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设计工作室办公环境

AP：这样会有设计费的困扰吗？

章明：有时的确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因为我们做的项目大多是国家投资，需要按照国家收费标准来执行。因此，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管理设计费用，支撑我们的设计团队，不断追求更高的设计品质和完成度，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当然，我们内部也会做一些大项目来协调某些研究性的小项目。但同时我们也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坚持以振兴中国原创设计为己任，这个情怀和理想一直在，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重要原因。

AP：最后能否谈谈您最近在研究或探索的新话题、新方向？

章明：最近我们关注的是整个城市更大范围内的公共空间领域，也在探索一些政策的制约和变化。比如说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问题、土地的复合使用、使用权叠合等等。一方面，我们作为设计团队，是靠设计的力量在推动一些变革；另外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门也需要联动。我们最近正在构思“丘陵城市”的新概念。思考的出发点在于：城市是不是一定都向垂直方向发展？能不能适当地向水平发展，楼宇之间的空间能不能开放？当这些空间打开之后，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高度上自由地行走与活动。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的设想，还在磨合中，可能相比之前我们的理论思考来说，是一个更宏大的想法。

未来几年，我们的关注点还会更加的宽广，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希望能更加系统。我们对建成环境的兴趣会持续，希望设计发挥价值，提供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感受到环境能够产生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另外，最近可能连续地会有一些著作出版，是对原作设计思想的总结和梳理，也希望能对行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本文图片由原作设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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